白岩松:中国人还是“饿”点好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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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0多年前,粮票的有效期按月计算,有位同学月末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一两粮票没用,飞奔出去到处找吃的,顺利花出后,才心满意足地接着洗衣服。

  30多年前,很多人总是吃不饱饭,为了不饿只好减少运动。但是,他们却愿意在生活费40元、一份宫保肉丁0.35元的时候,花5.5买元音乐磁带听;在工资仅有120元的时候,花198元买经典专辑;在得知书籍出版的第一时间,冲进风雪去买书。

  再看现在,我们不再挨饿,不再受冻,有足够的钱去买书、听音乐,但学习的脚步却停下了。我们满足于通过手机获取大量免费的“知识”,再也感受不到饥饿。

  怎样才能重新找回30年前的学习 和生 活激情? 不妨先从恢复饥饿感开始,且听白岩松讲一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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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岩松:中国人还是“饿”点好!

  回不去的,中国人普遍挨饿的70年代

  对于很多人来说,最大的问题不是饿,是饱。但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,曾经面对的最大问题,是饿。因此阴影拉得很长,直到今天似乎还有。

  1978年,我10岁,第一次来到北京。1978年的北京是什么样?“改革开放元年”,我们这个国家的首都是什么样?

  我、我妈、我哥来到这儿之后,住哪呢?住澡堂子。你可能马上会想,你们家没钱。我们家当然没钱,你们家也没钱,他们家也没钱。“没钱”不是最大的问题,最大的问题是几乎没什么服务业。游客在增长,怎么解决住宿问题?北京必须开动脑筋。

  这是住,接下来就是吃,那才是印象最深的。

  在每一个能吃饭的地方,饭点儿都要排队。每一个坐着吃饭的人的后面,都站着两三个等待的人。这两三个人里头,有我们,还有乞丐。我亲眼见到那时的乞丐采用的方式是:一旦前面谁吃完了,假如有剩,谁更早地上去冲那个盘子或碗里吐一口唾沫,它就归谁了,不能归别的乞丐了。

  这是1978年的北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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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两个“饿”故事

  我的老学长杨正泉讲过一个更“饿”的故事。他是北京广播学院(中国传媒大学的前身)第一届毕业生,后来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台长。

  他讲,在最惨的日子里头,也就是1959年、1960年、1961年那会儿,有一天晚上十点来钟,他正在洗裤子,突然摸出兜里有一两粮票。当时二话没有,把洗了一半的裤子往水池里一扔,穿上衣服就冲进北京的寒夜。

  为什么“二话没有”呢?当时是月底最后一天,如果这一两粮票不用,过期作废。那时广播学院还在城里,在今天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附近。他拿着粮票四处找,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卖烧饼的,把粮票花出去了,烧饼当场吃完,心满意足,回去继续洗裤子。

白岩松:中国人还是“饿”点好!

  我也有类似的记忆。

  1989年我大学毕业后,去房山周口店——也就是北京猿人的发源地——锻炼整整一年。那一年,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饿。

  原来我们一到晚上就要运动,周口店也有乒乓球台子,但那时不敢运动,为什么?每天下午五点多钟,晚餐是永远不变的一盘炒疙瘩,吃完,七点钟就开始饿。如果打乒乓球,六点半就得饿,晚上都睡不着。所以我们后来就停止了运动,最多打打牌。

  有人问,没钱吗?倒是有点儿钱,那时候开工资了。那为什么不去买东西呢?周口店一过晚上六点,周围没有任何小卖部还在营业。那时我每周都要回一趟广播学院。坐长途车从周口店出发,经过N个小时,才到北京六里桥的长途汽车站。我下车第一件事就是,在旁边的小卖部买一根巨大的香肠,站在那儿吃完,然后倒车回学校。

  不过,很多美好的记忆,也因饥饿而来。

  比如上大学的时候,有一次我们到北京的郊区做社会调查,中午没吃饭,赶回学校的时候,已经下午三点了。其中一位女同学说,去我们宿舍吧。然后她违规用电炉子给我们煮了一锅方便面。只不过比平常的方便面多放了一根香肠、一点蔬菜,结果成了我印象中的超级美味。

  很多年后,每次聚会,我都要提起那一碗面。

  3

  精神更饿

  刚才说的是物质的饿,精神更饿。

  物质再饿,努努力还能吃饱,但精神上,以前真没“粮食”,改革开放才有, 问题也随着出现了:只要饿一定是因为缺,只要缺它就贵。所以我们经历了“精神食粮最贵的时代”。贵到什么程度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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