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四王”山水画及市场行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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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四王”山水画及市场行情

  清 王鉴 青绿山水图卷(局部)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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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月11日,北京故宫博物院隆重推出“故宫藏清初‘四王’绘画特展”,本次展览展出作品113件套,力图向公众全面呈现“四王”绘画风貌,同时也对美术界重新审视四王绘画的价值与意义提供了契机。

  “四王”的争议与重新审视

  “四王”,是中国清代绘画史上一个著名的绘画流派,其成员为王时敏、王鉴、王翚、王原祁,他们都出生于明末,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在清初,因四人都姓王,故称“四王”。四王之间有师友或亲属关系,作为清初画坛的正统派,在绘画风尚和艺术思想上,深受董其昌“南北宗论”的影响,画风崇尚摹古,偏爱宋元诸家,将传统笔墨的技法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,深受以皇帝为中心的士大夫阶层的喜爱,统治了中国画坛300年之久,乃至在民国时期仍有一批画家追随“四王”,可见“四王”在中国画坛的影响力根深蒂固。

  在民国时期,随着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欺辱,学习西方文化、改革变法图强的意愿与呼声尤为强烈,“四王”绘画被视为守旧、陈陈相因的代表,受到了众多变法派人物的猛烈抨击。康有为“卑薄四王,推崇宋法”,陈独秀力主“美术革命”,他在《美术革命》一文中大谈要“打倒画学正宗”,“革王画的命”。徐悲鸿也在《中国画改良论》中主张“摒弃抄袭古人之恶习”,“今乃有规摹董其昌、四王作品自鸣得意者。”蔡元培《以美育代宗教》一文中说:“书画是我们的国粹,都是模仿古人的。”在民国,“四王”曾成为众矢之的。

  但是,民国时期也不乏一些画界名流力主保护国粹,拒绝西法,如金城、陈师曾等。金城曾力劝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保护国粹,他担任会长的“中国画学研究会以“精研古法,博采新知”为宗旨,自己也主张临摹古人,一笔不苟,他不仅学习宋元与“四王”,尤其精于摹古,金城的作品不少都是仿古、临古之作。陈师曾在《文人画之价值》中指出:“故宋元明清文人画颇占势力,盖其各种素养、各种学问,凑合得来。”陈师曾反对专意写生,强调古人笔法。近代很多画家,都是由“四王”上溯古人,如吴湖帆、溥雪斋、萧俊贤、胡佩衡、启功等。

  关于“四王”绘画的价值与意义,笔者以为,“四王”作为清初画坛的代表,尽管当初受宠是受到康熙帝的喜爱与推崇,但能影响画坛300年之久,必有其一定的合理性,他们崇尚摹古临摹,追求技法与程式,并没有错。但是由于“四王”的影响太大,导致在后人的学习中,只沿袭了“四王”的摹古,而忘掉了自己的创新,于是“四王”成为中国画颓败的背锅者。在近代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中,“四王”沦为革新者的靶子,成为中国画衰败的罪魁祸首,但“四王”明显被过度妖魔化了。当今,重提“四王”绘画的价值,对继承传统有着特别的意义。

  “四王”的关系与山水画各自特点

  王时敏(1592—1680),初名赞虞,12岁始更名逊之,号烟客,别号懦斋,偶谐道人,晚号归村老农、西庐老人,又称西田先生,江苏太仓人。万历二十九年中进士,万历四十二年(1614年)受祖荫出仕,拜尚宝司丞,掌管皇帝玺印,累官至太常寺少卿。入清后隐居不仕,以书画自娱,奖掖后进,被尊为“画苑领袖”,位列“四王”之首。著有《偶谐旧草》《西庐诗草》《西庐诗余》《奉常公遗训》《西庐画跋》等。在“四王”中,王时敏最擅用墨,用笔苍秀沉郁,而且书法最高超,所以他的画非常难仿造。王时敏非常会画册页,在“四王”中,王时敏驾驭册页的能力最高。

  王鉴(1609—1677),字圆照(元,或玄),号湘碧,别号染香庵主,因官廉州(今广西合浦县)知府,世称王廉州,江苏太仓人。为明代南京刑部尚书、著名文人王世贞的曾孙。康熙元年后,王鉴因避讳,将玄字改为“圆”或“元”“员”。王鉴与王时敏同为董其昌弟子,三人同为“画中九友”。王鉴精通画理,特擅摹古。王鉴在“四王”中承上启下,在清初与王时敏齐名,并称“二王”,可知他的地位与影响。在“四王”中,王鉴的青绿山水成就最为突出,将赵孟頫的青绿与黄公望的浅绛结合在一起,在本次展览的《青绿山水长卷》中可见一斑。王鉴的构图以空疏为主,与王时敏的茂密充满相比,差异很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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